近日，大众日报8版，专版刊发稿件《黄季焜：为农民说话》，对黄季焜个人事迹进行报道。全文如下：

在业内，他被称为“用数字说话的学者”。采用一手的大样本调查数据、实证的经济学方法、前沿的经济和管理理论去分析问题，推动农业实践——黄季焜：为农民说话

他是一位国家农业政策智囊、有世界影响的农业经济管理学家，到了农民中间，却成了笑嘻嘻的“老哥们儿”。他说话福建口音浓重，潍坊农民却觉得能听到心里去。他60岁了，年轻人自叹工作劲头赶不上他。他就是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黄季焜。
　　2021年，位于潍坊峡山的北京大学现代农业研究院建成投用。黄季焜应该院院长、世界著名生物学家邓兴旺院士邀请，到峡山成立了乡村振兴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开展基础性、前瞻性的学术和政策研究。从此，他每月都来山东，也把论文写在了齐鲁大地上。

“奇和气、奇实在”“懂农民”
　　12月9日上午，记者到峡山采访黄季焜团队。人在北京的黄季焜，正在与北京团队、峡山团队开视频“组会”。屏幕上，他黑发浓密，浓眉大眼，目光炯炯，精力充沛，一点也不像60岁的人。
　　他们讨论的，正是去年以来在潍坊开展的研究课题“土地制度和技术创新提升齐鲁发展模式”，课题正处在数据处理分析阶段。黄季焜在12月18日接受本报记者的视频采访时说，根据他30年研究得出的结论，中国农业生产力增长有四大驱动力：制度创新、技术进步、市场改革、农业投入。山东的土地托管在全国走在前面，是目前最前沿的制度创新；而数字技术是目前技术进步的前沿领域，在农业农村中的应用山东也比较靠前。“齐鲁模式”对全国有借鉴意义。
　　在峡山水库东南角，距离北大现代农研院30公里的峡山郑公街道中岭村，72岁的村民、老赤脚医生崔传佳清楚地记得：“去年12月、今年8月，黄教授两次带学生来村调查土地托管。他中等个头，看着50来岁，人奇和气、奇实在。”
　　他回忆，8月那次，村党员活动室的桌子排成一个大圆圈，黄教授坐在中间，和街道、村干部，托管土地的大户谈，20来个青年学生分别和村民谈。“看得出黄教授是中心人物，他语言非常简练，问得很切合实际。”
　　“和我说话的是两个男生，手里拿着一本书一样的（调查问卷）。问我家里有几口人、几亩地，种田成本和收入，有什么生产工具、用什么家用电器，儿孙怎么上学就业，都是实实在在、很现实的问题。”崔传佳说，“谈了2个多小时。说的都是老百姓的话，我一点儿也不觉得累。”
　　52岁的中岭村村委委员崔连鹏也印象深刻：“8月大热天，大巴车早上8点开到村口。黄教授他们问完了，又看了看地，快1点钟才吃上饭。就在村里的饭店吃的，他们自己付的钱。”
　　安丘景芝镇万戈庄村村民吴树东托管了200多亩地，自己还承包了不到200亩。他说，黄教授来村调研时，问他种的什么、怎么管、怎么卖、成本多少、卖了多少钱、怎么分红等，问得很细，聊了2个多小时。黄教授坚持坐没靠背的板凳，后来几人分组谈，黄教授让另两组学生使用村委两个房间，自己带着两名学生，转移到院子里和吴树东聊。吴树东感觉黄教授对这次调研非常上心、也懂农民。
　　课题组长、29岁的宋玉晶今年7月从美国博士毕业回国，加入黄季焜峡山团队做副研究员，正赶上项目入户调研即将开始。她告诉记者：“黄老师亲自安排科学抽样、设计调查问卷，问卷讨论了1个多月才定稿。问卷分作物、生产环节、生产主体等多种，其中对农户的提问长达20多页，有1000多个问题。每个问题他都要反复确认：这是不是一个真问题，能不能问出东西，农民能否听懂。”
　　入户访谈开始前，黄季焜带着北大师生20多人来到峡山，对从全国高校、院所招募的80多名调研队员进行了3天培训，入户还跟了一个星期。调研团队100多人用时20多天，跑了潍坊8个区县，面访了186个村、1800多户农民、100多个土地托管和社会化服务主体，填写问卷2000多份。“数据分析整理阶段，黄老师每两周参加一次组会，对我们逐一‘过筛子’、提建议。初步的报告很快就出，后续还会有一系列成果。”宋玉晶说。

“见到农民，他就像饥饿的人见到馒头”
　　27岁的曹秀伟是黄季焜峡山团队的第一个“兵”。去年9月她到岗，跟着黄季焜启动了项目的预调研。每次黄季焜带人从北京来，他们就从早到晚地跑各区县“踩点”，把握调研方向。
　　“黄老师对农民比对我们亲。见到农民，他就像饥饿的人见到馒头一样，两眼放光，总是笑嘻嘻的，像跟老哥们儿在一起。聊得开心了，他还让我给他们拍照，洗出来寄给农民。”曹秀伟从手机上给记者找出多张照片看，“他不是高高在上，姿态总是很低的。”
　　为什么这样？记者问黄季焜。他说：“因为农民跟我们说真话、说实话呀。我们搞科研，如果听不到真话、不知道实情，不就被误导了？我们的研究工作就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他拿这次调研的数字农业举例：“2018开始，我就全国各地跑，一直想启动这样的研究。我发现，很多地方做数字农业是搞面子工程，领导来了参观一下；还有很多项目是搞数字技术的人发起的，他们不懂农业，总是走不到田里去——因为示范阶段国家有补贴，示范单位不亏本，补贴完了就不一样了。根本原因是不知道农民的真正需要。”
　　“都说‘数字+农业’，你其实加不上去的。农产品是有生命的，有生命的东西是很难标准化的，所以我们到实际中去看对每个作物、每个生产环节农民是怎么做的，了解清楚了，我们才知道数字技术能否解决农民生产中遇到的问题。”黄季焜说。
　　这次，他们在潍坊选择了玉米、小麦、番茄、黄瓜、大葱、大姜这6种作物，从农民耕作的第一天开始问起。他模拟着两人问答的口气说：“第一天你下田干啥？”“我要耕地。”“耕地遇到什么问题，能不能做得更好，数字技术能帮你做好吗？你看，据报道，现在有导航技术可以把拖拉机开得更直，这是图片、视频，你觉得有用吗？”“有用。多少钱？”“5万。”“5万贵了，2万还行”……
　　“就这样一个环节一个环节掰开揉碎，了解每种作物提高每个生产环节效率还需要什么技术，数字技术能不能解决得比其他技术更好。如果更好，成本高也不行。成本高，要么政府补贴，要么想办法把成本降下来。最后还要问农民会不会操作。”黄季焜对记者说。
　　在寿光调研时，黄季焜观察到，有的农民用手机操作大棚卷帘机，很溜；有的按下App操作键，还不放心，非得跑过去亲眼看看。“不深入农村调查，你很难知道中国农村是怎样的，农民是如何利用新技术的。”他说。
　　“调研中，我们看到，农民愿意用、用得好的数字技术，比如卷帘机、放风机，技术并不复杂。我们有的研究者不问农民，爱拿其他国家做样板，盯着最先进的技术。最先进技术如果便宜、管用最好，成本太高就用不了。不了解农民需求，就没法知道到底应该创新什么技术给他们，该用什么政策推广。”
　　多年来，黄季焜保持着一个习惯：只要没课、没会议，就要跑下去。今年9-11月，他去了云南、江西、山东、浙江、江苏等5个省，有些地方还去了两三次。“我们团队的老师都说，到农村跑上一趟，比待在办公室查一周资料效果都好。”他说。
　　与农民的往来并非“萍水之交”。20世纪90年代后期，黄季焜带队进行过“8省调查”，他和团队一直跟踪着这些农户。20多年了，原来有1200多户，现在还剩900多户，大家分省联络，如今已是二代、三代了。同行说，这是中国农经学者的宝贵数据库；黄季焜说，这样才能动态观察中国农村发展和农民生计的变迁。

“总会想出办法解决问题的，不能说‘就这样，没办法’”
　　黄季焜生于福建长乐县（现福州市长乐区）农村，爷爷在省城做过生意，父亲是一名小学校长，小时候跟大人种过水稻、捞过鱼、挨过饿。采访中，记者注意到，他带着福建人“爱拼才会赢”的拼劲儿，也有着千方百计解决难题的韧劲儿。
　　在潍坊带队调研姜、大葱时，黄季焜发现农民最担心的是价格波动太大、大赚大亏。“我们能不能用加工、储存、线上销售、畅通出口等办法帮助农民？从技术上、政策上、市场上，总会想出一些办法解决问题的，不能说‘就这样，没办法’。”
　　“比如保险非常重要，现在国家对粮食保险有补贴，对姜可不可以也拿点钱补贴呢？姜农也是农民啊，他赚钱多，风险也大。再如地窖，我看的项目——包括我老家也是如此，这类的空间都没给农民，都给所谓的龙头企业了。但企业趁机逐利，效果可能适得其反。能不能把农民组织起来，给他们十几二十户也建一个更好的仓储设施呢？”
　　“我认为市场上应该建立真正以农民为主的产销合作社。应该把农民培养起来，把农民能力建设起来。有人说农民不会做生意，做生意的能力不是天生的，都是学来的，你要培养他，让他也会做。农民开始也不会用手机，现在不也都会了？现在有的地方搞培训，老大娘抱个小孩去凑数，你若是教农民真正需要的，你不发补贴、不管饭，他们也都会跑来参加培训的。”黄季焜的语速越来越快。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办法都能推行，黄季焜也有很多无奈。20年前，农业部委托黄季焜团队在几地开展农业技术推广改革试点。他们只用了一招：把农技推广员的绩效改为由农民评估，农民说好，年底多拿5000块钱；农民说不行，没有奖金，还要扣20%基本工资。结果，农技推广员积极性爆棚，骑着自行车整天往乡下跑，一年要换几双解放鞋，有的还买了摩托车。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种办法没有实施下去。
　　上个月，黄季焜去大理调研，洱海边的农民以前种大蒜，现在为了保护洱海，当地政府不让种了，只让种粮食。农民不赚钱，有的还亏本。有一位农民告诉黄季焜，他家三四亩地，以前种蒜能赚十几二十万元，现在8口人，肉都舍不得买。他怕黄季焜听不懂方言，还专门很认真地给他写了张字条，让他带回去看。
　　“我跟当地领导说，这些农民为环境治理作出了那么多牺牲，让他种蔬菜总行吧？培养农民少用些化肥农药，几亩地也能赚二三万元，不该一刀切。”黄季焜说，“当时几个人加了我微信，1个月了也没人找我。我会跟踪下去。”
　　在浙江，黄季焜去一处山区调研。以前，农民在丘陵山区平地上种竹笋20多年了，现在当地让砍了竹笋种水稻。一个50多岁的农民说，他不会种水稻，种了也种不好，托黄季焜帮他找份工作。
　　“农民增收，与粮食安全同样重要。非要搞一刀切的话，我们也要想办法帮他解决问题，而不能切下来就不管了。”他说。
　　43岁的潍坊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韩喜艳，正在峡山跟着黄季焜当访问学者。她注意到，黄季焜作研究非常重视农民能否受益。最近，她就一个促进农民更多分享乡村产业增值收益的研究题目请教黄季焜。黄季焜建议，最好先界定好哪些是乡村产业，不是地点设在乡村的就是乡村产业，要选择真正能联农带农、给农民带来利益的产业。有些产业下乡是来瓜分农民利益的，损害和剥夺了农民利益，不能一味说好话，要看农民认不认可、愿不愿参与。

“从农民那里调查来的建议，就有底气”
　　在业内，黄季焜被称为“用数字说话的学者”。采用一手的大样本调查数据、实证的经济学方法、前沿的经济和管理理论去分析问题，是他鲜明的学术特色。基于扎实的实证研究，1995年黄季焜在中国农科院创立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以来，他和团队给国家政府部门递交政策简报100多份，其中70多份得到领导批示，影响了中国农业政策。
　　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黄季焜的重要研究方向。1998年，国家提出“敞开收购、顺价销售、封闭运行”的粮改方针，黄季焜到多省调查农户、市场时发现，这一方案在实践中很难实现。他选择了写报告实话实说。
　　2004年“粮食直补”实行后，黄季焜又去农村调研，发现粮补、良种补贴、农资综合直补等，对粮食生产影响不大，农民的感受度不高。农民提出，希望国家传授给他们更多的技术，希望国家多搞农田基本建设。黄季焜就又写报告上去。他非常高兴地看到，国家越来越重视农田建设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累计建成9亿亩高标准农田；从2019年起，中央财政整合设立农田建设补助资金，支持地方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2020年，国家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申报实施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在黄季焜的老家福建，实施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每亩可获补贴1600元以上。
　　黄季焜团队还在我国农产品市场改革、农业对外开放、贸易和国家粮食安全、农业科技体制改革、生物技术发展、水资源利用、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农村减贫增收、农村教育、农民营养健康、未来农业发展路径等领域，为国家政策制定献计献策。
　　“研究方法只是手段，思路比方法更重要。从农民那里调查来的建议，就有底气。”黄季焜说。
　　黄季焜团队还用扎实的研究成果，回答了世界的疑问。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布朗曾发问：“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黄季焜团队根据中国农村调查的第一手资料进行研究分析和模型预测，阐明了中国在目前世界上所有发展中国家里，是食物和粮食最安全的国家之一，能够在未来几十年间保持高水平的食物安全。这一观点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高度认可。
　　有的专家质疑中国农业不开放，黄季焜用实证研究表明，中国是农产品最开放的国家之一，开放对中国农业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从25岁被派到国际水稻研究所（位于菲律宾马尼拉）进修开始，黄季焜先后到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等国际机构参与研究，回国后承担了大量国内外研究课题。至今他发表的论文，英文的比中文的还多，很多国际同行看他的论文，了解中国农业农村。作为越南农业部顾问，黄季焜今年已应邀为他们讲了3次中国经验，最后一次是讲中国现在的绿色农业转型。他也多次为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及部分非洲国家讲过中国农业发展、农村转型和政策。他还是2021年联合国粮食系统峰会科学团队成员和“促进公平生计”组联合协调人，联合多位专家为大会撰写中国食物系统转型报告，让更多人了解中国经验。
　　如何在“大国小农”的国情下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这是黄季焜团队最关注的问题。他认为，这一任务非常艰巨，但一定能够实现。中国曾创造了“以全球8%的耕地养活了20%的人口”“农村农民脱贫”这两个奇迹。在人多地少、大国小农的人口大国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会是下一个奇迹，将给世界贡献独特的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