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巧生：影响几代人的植物育种学家

      在我1978年进入大学时，庄先生已经是61岁的知名育种专家，培育了“北京号”和“丰抗号”一系列小麦品种。由于我早年在国内主要从事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最早知道庄先生还是从他主编的《作物学报》开始。那时候没有发表SCI论文之说，每年只有薄薄四期的《作物学报》在我的心目中如同神一样的存在。读硕士期间整天关注的就是谁在《作物学报》上发表论文，完全不亚于如今对于高水平SCI论文的崇拜。庄先生于1984-2001期间担任了十多年的《作物学报》主编，而我这个小辈是在读在职博士期间，才分别于1989 和1992年发表了两篇论文。这在当时算是一个不错的记录。加上发表在其他国家级学报的论文，让我有机会被破格提拔为副教授。除了负责处理稿件的编辑（大概率是江苏农学院的莫惠栋先生）外，庄先生作为主编，对每一篇论文都提出了修改意见，至今对庄先生娟秀清晰的字迹记忆犹新。
 

      庄巧生先生十分关注、扶持中青年科技人员的成长，时常鼓励他们加强中外文修养，养成博览文献的习惯，提高业务水平。他热心帮助年轻人修改文稿，凡经他审阅的文稿，必字斟句酌，准确精炼，有说服力。在我早期的科研生涯中，得到了庄先生的许多关心、支持和帮助。1992年3-8月期间，我在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朱立煌先生实验室从事博士论文研究，应邀举办了题为“数量遗传的分子基础”的系列讲座，第一次比较全面地综合了以分子标记为基础的数量遗传学研究方法。后来经过努力，与朱立煌先生合作，撰写了国际上第一本《分子数量遗传学》专著（中国农业出版社，1994），成为国内广泛阅读的参考书。在《分子数量遗传学》专著的序言中，我们特别“感谢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庄巧生研究员在写作过程中所给予关心和帮助“（图4）。庄先生十分关心和支持我有关分子标记应用于数量性状基因定位的宣传、推广和研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94年在南京召开的“第三届全国青年作物遗传育种学术会议”。当时我提交了一篇题为”分子标记在植物数量性状遗传改良中的应用”的长文(12页)，大大超过了会议规定的论文长度。考虑到论文的新颖和独到，庄先生关照组委会对论文给予特别考虑，不压缩全文照发。

      《分子数量遗传学》专著出版之后，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我于1995年赴美国康奈尔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此后一去就是十多年。2010年受CIMMYT派遣，回到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建立CIMMYT-CAAS玉米分子育种联合实验室。当我在北京再次见到庄先生的时候，九十多岁的他，与十多年前一样，坚持下地指导小麦育种的同时，不停地看书学习，依然是一位充满活力的学者。当年承蒙他关心和帮助的我早已年过半百，开始思考着退休。而对于他，仿佛时间凝固了一般，依然保持着我离开时的模样。和他谈起读书，他重提与他同时代的加州大学教授罗伯特·阿拉德（也是这篇文章重点介绍的育种家之一）更新了Principles of Plant Breeding（第二版2009）。幸好我购买了一本原版。他得知后非常高兴，因为这本书的第一版（1960），在国际上流行了几十年，大家一直期待着新版的出现。几个月后，庄先生来还书给我，仔细点评第二版的更新和优缺点，说起来如数家珍，让我敬佩和折服。

      庄巧生先生所创建的小麦遗传改良团队长期主持和参与中国与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CIMMYT）的合作（图5）。1984—1987年，他在担任CIMMYT理事会的理事期间，曾多次赴墨西哥该中心总部参加计划组会议，观摩其主要试验站的小麦育种研究工作，并多次与他的同龄人布劳格博士见面和交流，为CIMMYT和中国之间的国际合作做出了贡献。